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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平介绍,自1995年以来,青藏高原湖泊面积和体积持续增加,北部湖泊扩张最快。1986-2022年,受气候变暖和降水增加的影响,1 平方公里以上湖泊总面积从37109平方公里增加到46980平方公里,蓄水量增加了169.7平方公里。大于或等于10平方公里的大中型湖泊平均地表温度升高1.33℃,南部的升温速率为0.44℃/10年,高于北部的升温速率(0.21℃/10年),导致北部的蒸发量(1056毫米/年)弱于南部(1172毫米/年)。水体平均透明度由1.6米升高到2.76米,平均盐度从48.76‰降至23.76‰,平均叶绿素a由3.52微克每升下降到2.53微克每升,表示水质更清洁,生态环境趋好。这些变化均表现为北部变化幅度高于南部。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未来,双方将以“国企+央企”双轮驱动,创新实践央地协同发展模式,通过跨领域产业合作、人才交流与培养、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持续探索,服务大湾区文化建设,创造更多属于大湾区的文化记忆。(完)
罗森: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当然,宗教信仰本身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现在去教堂、向上帝祈祷等,而这些行为往往由家庭代代相传。所有家庭都会教育下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远古时期,人们教孩子如何狩猎,后来教他们如何耕种。不过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我们的社会,个人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而各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困惑。当今世界的社会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数字化成为主要的变革动力。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语言,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都比西方语言更接近数字式的表达。这使得中文能够更容易地转换成数字形式。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那一定是在数字科技领域。
闲谈中,我得知罗森教授已将许多关于西方艺术与建筑的藏书捐赠给了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她不仅在传承知识,也在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友谊。恰巧,昨天我刚参观了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展览,采访便从这里展开。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苦干实干,奋力开创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这一青藏高原气候及环境变化研究重要成果论文,近日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自然-地球与环境评论》(Nature Reviews Earth& Environment)发表。